作者:戴德
一、成书年代及真伪
《大戴礼记》由戴德(公元前一世纪)而得名,戴德是后仓(公元前70年在世)的四位弟子之一、后仓在公元前一世纪创立了立于学官的《仪礼》传授学派(参见《礼记》)。可是,看上去《大戴礼记》与戴德的关系似乎只不过是为它找到了一个令人起敬的出处。和某些传统记载相矛盾的是,没有任何同时代的证据能够表明西汉的礼学家与它的编纂有任何关系,或者说《大戴礼记》是《礼记》的一个更早的校订本。再者,《大戴礼记》也未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因此,二世纪以前它是否已单独成书这的确令人怀疑。
二、内容及资料来源
《大戴礼记》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汉书。艺文志》(第1709页)所著录的时代较早的杂集《记》131篇。然而,《大戴礼记》中有些篇章的撰写可能在《礼记》已经编纂成书之后,例如,《大戴礼记》第46篇篇首有一《礼记》第30篇的摘要;第41篇录自《礼记》第27篇;第52篇也包含《礼记》第24篇的部分文字。《大戴礼记》的多数篇章都是种种汉代以前和前汉文献中一些段落的仿制拼贴,比如,第71篇(《诰志》)的内容以不同的形式见于《逸周书》第58篇;《荀子》为《大戴礼记》第42、64、65、66篇提供了材料,此上诸篇也包含来自《淮南子》的零散段落;《大戴礼记》第46、48篇主要依据了贾谊(公元前201椙—169年)的作品;《淮南子》卷三和卷四的部分内容也为《大戴礼记》的第58、81篇所借用。最后,还应指出重要的一点,《大戴礼记》第77篇,以及在较轻程度上第63篇都有赖于《周礼》。既然在《仪礼》和(周礼》的观点相左时,《礼记》总是赞同《仪礼》有甚于《周礼》,因此,我们对这些篇章是否和《礼记》源于同样材料就极为怀疑。
第49—58篇或者在篇题中出现孔子门徒曾子的姓名;或者在篇中记述他的教导和对话,因此,有人坚持认为,这些篇章源于现已失传的《汉书。艺文志》(第1724页)“儒家”类下所著录的《曾子》18篇。在清代辑录的《曾子》佚文中也包括这些篇。但是,这些材料实际上不太可能是在《曾子》亡佚之前被借引的。《大戴礼记》中许多与曾子有关的篇章可以证明是采自其他文献资料。其余的可能是汉代伪造的,目的在于利用曾子的名声来取得显赫声望和正统地位,以便有利于他们所拥护的教义。
三、文献源流
《隋书。经籍志》(第921页)记载,《大戴礼记》13卷。此条记载重见于唐代的书目和宋朝的官方书目(见《旧唐书。经籍志》,1973页;《新唐书。艺文志》,第1430页;《宋史。艺文志》,第5048页),而且和现存版本的卷数相符。《崇文总目)提及一个10卷本,它一定是由于脱漏而有亡佚,然而,现存版本不足以说明这一特例。
刘熙大约在200年为《大戴礼记》作过注。据《隋书。经籍志》921页的注解可知,刘熙注已经失传,现存的注据说是仕于魏和北周的卢辩(519—557年在世)所作。由于此注未著录于隋唐的书目。由此推知,直至宋朝,它的正统性才被正式承认。
长期以来,人们假定此经最严重的毁损是在汉末和隋之间的某个时代。据郑玄(127—200)《六艺论》记载,《大戴礼记》原有85篇,而现在的版本不超过39篇。据推测《隋书》著录的文本就已是如此。通行本卷1的第1篇被认定为第39篇;第2卷始于第46篇,而不是始于第43篇;第7卷始于第62篇,而非第61篇,全书结束于第81篇。可能总共有46篇较早编定的文本已经亡佚。
《隋书。经籍志》编撰之前,此经的某些部分就很可能已经失传,但是,《大戴礼记》是否就像现在版本的篇数显示的那样已遗失46篇,却让人怀疑。在隋朝,人们相信,《大戴礼记》85篇是《礼记》46篇的一个时代更早的本子。人们进一步假设,二者共有的46篇已从《大戴礼记》脱落(见前文《礼记》中所翻译的《隋书》引文)。然而,在汉代书目中并没有任何可以证实二者之间有这种关系的证据。不仅如此,现存的《大戴礼记》有几篇的部分内容相重,却依然保留而未删除,因此,《大戴礼记》的篇数可能受到了关于它与《礼记》有上述并无根据的联系的影响,由此才力图确定郑玄所说戴德传授的《记》八十五篇就是《大戴礼记》。
四、版本
《四部丛刊》重印了一个明代刻本,此明印本有卢辩注和年代定为1175年的韩元吉序(1118)。《汉魏丛书》和《雅雨堂丛书》也收入此文本的版本。这3个版本都不如活字版武英殿本(1774—1777年),殿本是《丛书集成》所印校勘本的主要底本。 孔广森(1752—1786)在其题为《大戴礼记补注》的注释本中有一份分析文本内容的表。它有用地总结了《大戴礼记》每一篇文字中[与其他]文本相似之处以及其资料来源。此本收入《畿辅丛书》和《丛书集成》。孔注的另一版本附王树柟(1857—1937)的校注,以《校正孔氏大戴礼记补注》为题出版,它也收入《丛书集成》。
孙诒让(1848—1908)在文本中选择了一些文句,加以校注,编成了《大戴礼记斠补》。它在孙诒让去世后于1914年出版。
五、研究状况
(一)关于它的现代汉语译文,参看高明的《大戴礼记今注今译》,台北:商务印书馆,1975年。
(二)《大戴礼记逐字索引》,刘殿爵和陈方正编,《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书》,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年。
作者:江永
《深衣考误》一卷,国朝江永撰。深衣之制,众说纠纷。永据《玉藻》“深衣三袪,缝齐倍要,衽当旁”云:“如裳前後当中者,为襟为裾,皆不名衽。惟当旁而斜杀者乃名衽。”今以永说求之训诂诸书,虽有合有不合,而衷诸《经》文,其义最当。考《说文》曰:“衽,衣衤金也。”衤金即襟,永以裳之前为襟,而旁为衽。《说文》乃以衣襟为衽,则不独裳为衽矣。又《尔雅》曰:“执衽谓之袺,扱衽谓之襭。”李巡曰:“衽者,裳之下也。”云下则裳之下皆名衽,不独旁矣。然《方言》曰:“褛谓之衽。”郭璞《注》曰:“衣襟也。”与《说文》前襟名衽义正同。而郭《注》又云:“或曰衽,裳际也。”云裳际则据两旁矣。永之所考,盖据璞《注》後说也。又刘熙《释名》云:“襟,禁也,交於前,所以禁御风寒也。裾,倨也,倨倨然直,亦言在後当见倨也。衽,襜也,在旁襜襜然也。”证以永说,谓裳前襟後裾,皆直幅不交裂,则即《释名》所云“倨倨然直”也。谓在旁者乃名衽,则即《释名》“在旁襜襜”之义也。其释《经》文“衽,在旁”三字实非孔《疏》所能及。其後辨续衽钩边一条,谓续衽在左,前後相属,钩边在右,前後不相属。钩边在汉时谓之曲裾,乃别以裳之一幅斜裁之,缀於右後衽之上,使钩而前。孔《疏》误合续衽、钩边为一。其说亦考证精核,胜前人多矣。
作者:扬雄
《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扬雄著,是中国第一部记录方言的著作,是中国语言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成为世界上第一部方言比较词汇集而开方言地理学之先河。
中国土地广大,方言的地理差异悬殊,所以自古重视方言研究。汉应劭《风俗通义序》说“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輶轩是古代使用的一种轻便车辆。秦朝以前,每年八月,政府派遣“輶轩使者”(乘坐轻车的使者)到各地搜集方言,并记录整理。这些材料由于战乱而散失。
今传《方言》一书,据刘歆与扬雄书信往来及应劭所言,应为扬雄(前53—公元18年)所撰。鲁国尧先生揭出,“方言”一词首见于文献且以此称书名皆始于应劭。
后世传本全称《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方言之“方”,非以中原为中心的“四方”之“方”。“方”,邦也。商周有称周边为“土方”、“鬼方”者。“方言”即邦言,“别国方言”即指不同邦国之特色语词。刘歆《遗扬雄书》:言“属闻子云独采集先代绝言、异国殊语”。扬雄《答刘歆书》自称:其书为《殊言》,“知绝遐异俗之语”。“殊”亦“别”也,“殊言”与刘歆称其“异国殊语”义同。张清常认为:“按照中国古代的概念,方言包括外族语言。扬雄《方言》里面东齐青徐方言包括夷语,南楚方言包括蛮语,西秦方言包括氐羌语,秦晋北方言包括狄语,燕代朝鲜归为一起更不必说。”据李敬忠研究,《方言》中几乎每卷都有见于现代南方民族语的非汉词语。
公元前后,虽然大汉帝国已经建立,但在汉语使用区域仍是以中原为主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北边河套草原是胡狄即阿尔泰语,南边江淮湖海是夷越—苗蛮即南亚—南岛语,西边甘川地带是氐羌即藏缅语。因此记录着汉语及其周边民族“汉字记音式”词语的《方言》,不是一本西方或现代方言学意义上的dialectology专著,而是一部搜罗并比较多种语言的同义词语的历史比较词汇学或“中国古典方言学”著作。郭璞赞其:“考九服之逸语,标六代之绝语”,像扬雄这样恣意汪洋、肆心广意的学者,撰著《方言》的旨趣正于此。
作者:黄佐
《泰泉乡礼》七卷,明黄佐撰。佐字才伯,泰泉其号也。香山人。正德辛巳进士,官至少詹事。事迹具《明史。文苑传》。佐之学虽恪守程朱,然不以聚徒讲学名,故所论述,多切实际。是书乃其以广西提学佥事乞休家居时所著,凡六卷。首举乡礼纲领,以立教、明伦、敬身为主。次则冠婚以下四礼,皆略为条教。第取其今世可行而又不倍戾于古者。次举五事,曰乡约、乡校、社仓、乡社、保甲,皆深寓端本厚俗之意。末以《士相见礼》及《投壶》、《乡射礼》别为一卷附之。大抵皆简明切要,可见施行,在明人著述中犹为有用之书。视所补注之《皇极经世》支离曼衍、敝精神于无益之地者,有空言实事之分矣。
作者:卜子夏
序
《子夏易传》一为二卷,一为十一卷。旧本题卜子夏(前507一?)撰。子夏姓卜名商,春秋末晋国温(今河南温县)人,孔子学生,为莒父宰。孔子死后,到魏国讲学,主张国君要学习《春秋》,吸取历史教训,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等观点’,李克、呈起都是其弟子,魏文侯也尊以为师,相传《诗》、《春秋》等儒家经典就是由他传授下来的。学术界历来主张,此书为后人伪撰,而托附于子夏名下,《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其伪中生伪,至一至再而未已者,亦莫若是书”。《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二卷本,其实是魏晋间大兴《易》学之风时为当时人所伪撰而流布于世。据《唐会要》载“开元七年诏”,当时因《子夏易传》无传习者,遂令儒官详定,刘知已认为,此书不见于《汉书·艺文志》,至梁阮孝绪《七录》始有著录,作六卷,或云韩婴作,或云丁宽作,而至为,可疑。司马贞认为,刘向《七略》有《子夏易传》,但其书久佚,晋荀勖《中经簿》有《子夏易传》四卷,或云丁宽,是其已怀疑非子夏所撰。因此,唐玄宗采纳了刘、司马氏的建议,而停止向学校颁行。代宗以年,此本亡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有辑佚本。今所传十一卷本,始为晁说之《传易堂记》所著录,其称“今称《子夏传》者,乃唐张弧之《易》。据此,则今本应是张弧伪撰。弧为唐末人,曾官大理寺评事。其书以王弼《周易注》为底本而说以义理,所说义理,大致上以儒家“王道”的社会政治思想与《周易》经文相附会。迨朱彝尊作《经义考》,证以陆德明《经典释文》、李鼎祚《周易集解》及王应麟《困学纪闻》所引诸条目,则于今本全无,知张弧伪撰之书又遭后人增削伪纂,并又多衍出一卷,为十一卷。因此,今本《于夏易传》不但不是子夏所撰,亦并非完全为张弧所撰,云其出自众家之手,可谓不诬。二本虽为伪造,但其内容却有—定的参考价值,孕含了较多汉唐时期的《易》学思想,《四库全书总目》云“案说《易》之家,最古者莫若是书”,故其对研究、探讨《周易》古义,二本参稽,仍为它书所不可替代。二卷本除为马国翰所辑外,《汉学堂丛书·经解·逸书考》中亦有考辑。今本则有《四库全书》本,《通志堂经解》本及《学津讨原》本等。
作者:应麟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一
周易鄭康成註 易類
提要:臣等謹案周易鄭康成註一卷,宋王應麟編。應麟字伯厚,慶元人,自署浚儀,葢其祖籍也。淳祐元年進士,寶祐四年復中博學鴻詞科,官至禮部尚書,兼給事中。事迹具宋史,儒林傳。案,隋志載鄭元周易註九卷,又稱鄭元王弼二註。梁陳列於國學。齊代,惟傳鄭義。至隋,王註盛行,鄭學寖微。然新唐書著録十卷。是唐時,其書猶在,故李鼎祚集解多引之。宋崇文總目惟載一卷案中興書目今不傳,此據馮椅易學所引,所存者僅文言、序卦、説卦、雜卦四篇,餘皆散佚。至中興,書目始不著録,則亡於南北宋之間。故晁説之、朱震尚能見其遺文,而淳熙以後,諸儒即罕所稱引也。應麟始旁摭諸書,裒為此帙,經文異字亦皆並存。其無經文可綴者,則總録末簡。又以元註多言互體,併取左傳、禮記、周禮正義中論。互體者八條,以類附焉。考元,初從第五,元先受京氏易,又從馬融,受費氏易,故其學出入於兩家。然要其大
作者:恵棟
提要《新本鄭氏周易》三卷,國朝恵棟編。棟字定宇,長洲人。初王應麟輯鄭元易註一卷,其後人附刻玉海之末,雖殘章斷句,尚頗見漢學之崖畧。於經籍頗為有功,然皆不著所出之書,又次序先後間與經文不應,亦有遺漏未載者。棟因其舊本重為補正,凡應麟書所已載者,一一考求原本,註其出自某書。明其信而有徴,極為詳。核其次序先後,亦悉從經文,釐定復搜採羣籍。上經補二十八條,下經補十六條,繋辭傳補十四條,説卦傳補二十二條,序卦傳補七條,雜卦傳補五條。移應麟所附易贊一篇於卷端,刪去所引諸經正義論互卦者八條,而别據元周禮臣太師註作十二月爻辰圖,據元月令註作爻辰所值二十八宿圖附於卷末。以駁朱震漢上易傳之誤。雖因人成事,而考核精宻實勝原書。應麟固鄭氏之功臣,棟之是編,亦可謂王氏之功臣矣。
作者:王弼
《周易注》,中国三国时期魏国玄学家王弼著。为历史上重要的《周易注》之一。唐太宗命孔颖达等修《五经正义》,其中《周易》选用王弼注,认为“唯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从此,王弼《周易注》作为官方定本而流传于世。《四库全书总目》说:“《易》本卜筮之书,故末派寝流于谶纬,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
王弼在注《易》中,革除汉儒“互体”、“卦变”、“五行”等牵强附会的“按文责卦”的方法,主张着重领会和把握《易》中所包含的根本义理。晋人孙盛在评论王弼《易》学时说:“至于六爻变化,群象所效,日时岁月,五气相推,弼皆摈落,多所不关”(《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王弼还以《老》解《易》,以玄理统易理,反映出贵无的本体论思想,使《周易》之解面貌一新,成为玄学理论的基本思想资料之一。
王弼《周易注》包括《经》的部分,即六十四卦的卦爻辞及《传》的《文言》、《彖辞》、《象辞》等。晋韩康伯继承王弼思想续注《系辞》、《说卦》、《序卦》、《杂卦》等。唐修《五经正义》时以韩注合于王注刊行。
王弼《周易注》版本很多,通行的有《四部丛刊》影印宋本、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楼宇烈《王弼集校释》收有《周易注》并作了校勘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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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周易注》·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上、下经》注及《略例》,魏王弼撰。《系辞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注,晋韩康伯撰。《隋书·经籍志》以王、韩之书各著录,故《易注》作六卷,《略例》作一卷,《系辞注》作三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载弼注七卷,盖合《略例》计之。今本作十卷,则并韩书计之也。考王俭《七志》,已称弼《易注》十卷(按《七志》今不传。此据陆德明《经典释文》所引),则并王、韩为一书,其来已久矣。自郑玄传费直之学,始析《易传》以附经,至弼又更定之。说者谓郑本如今之《乾卦》,其《坤卦》以下又弼所割裂。然郑氏《易注》,至北宋尚存一卷。《崇文总目》称存者为《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四篇,则郑本尚以《文言》自为一传,所割以附经者,不过《彖传》、《象传》。今本《乾》、《坤》二卦各附《文言》,知全经皆弼所更定,非郑氏之旧也。每卷所题《乾传》第一、《泰传》第二、《噬嗑传》第三、《咸传》第四、《夬传》第五、《丰传》第六,各以卷首第一卦为名。据王应麟《玉海》,此目亦弼增标。盖因毛氏《诗传》之体例,相沿既久,今亦仍旧文录之。惟《经典释文》以《泰传》为《需传》,以《噬嗑传》为《随传》,与今本不同。证以《开成石经》,一一与陆氏所述合。当由後人以篇页不均为之移并,以非宏旨之所系,今亦不复追改焉。其《略例》之注,为唐邢璹撰。里籍无考,其结衔称“四门助教”。案《唐书·王鉷传》称为“鸿胪少卿邢璹”,子縡,以谋反诛。则终於鸿胪少卿也。《太平广记》载其奉使新罗,贼杀贾客百馀人,掠其珍货贡於朝。其人殊不足道,其注则至今附弼书以行。陈振孙《书录解题》称:“蜀本略例有所注,止有篇首释‘略例’二字,文与此同,馀皆不然。”是宋代尚有一别本。今则惟此本存,所谓蜀本者已久佚矣。弼之说《易》,源出费直。直《易》今不可见,然荀爽《易》即费氏学,李鼎祚书尚颇载其遗说。大抵究爻位之上下,辨卦德之刚柔,已与弼注略近。但弼全废象数,又变本加厉耳。平心而论,阐明义理,使《易》不杂於术数者,弼与康伯深为有功。祖尚虚无,使《易》竟入於老庄者,弼与康伯亦不能无过。瑕瑜不掩,是其定评。诸儒偏好偏恶,皆门户之见,不足据也。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周易注》
作者:王弼
魏·王弼著 唐·邢璹注
《周易略例》,中国三国时期魏国玄学家王弼的著作。为王弼总论《周易》主要思想的一组论文,共7篇。唐邢说:“如王辅嗣《略例》,大则总一部之指归,小则明六爻之得失。”王弼的《周易略例》与《周易注》互相配合,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易》学观点和解《易》方法论。如在《明象》篇中,他反对“案文责卦”、“存象忘意”的解《易》方法,主张要“忘象以求其意”。他详细地分析了言(卦、爻辞等)、象(卦象)、意(意义)三者的关系,提出了“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的解《易》方法。与《周易注》相得益彰,一扫两汉以象数、谶纬解《易》的学风,开创了一种注重于义理的新学风。玄学贵无论“以无为本”,认为这个本不是存言、存象所能得到的,只有从言象之外去体会。因此,“得意在忘象”不只是一种解《易》的方法,而且具有更普遍的玄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对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有相当大的影响。再如《明象彖》篇反复强调的“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反映了王弼注《易》的指导思想和他“以无为本”理论的基本内容。
《周易略例》有《四部丛刊》影印宋本,《汉魏丛书》本等,有唐邢的注释,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录存了邢的全部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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