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船录

作者:范成大

　　《吴船录》二卷，宋 范成大 撰。成大於淳熙丁酉，自四川制置使召还。取水程赴临安，因随日记所阅历，作为此书。自五月戊辰，迄十月已巳。於古迹形胜言之最悉，亦自有所考证。如释继业纪乾德二年太祖遣三百僧往西方求舍利贝多叶书路程，为他说部所未载，颇足以广异闻。又载所见蜀中古画，如伏虎观孙太古画《李冰父子像》，青城山丈人观孙太古画《黄帝及三十二仙真》，长生观孙太古画《龙虎》，及玩丹石寺唐画《罗汉》一版，皆可补黄休复《益州名画记》所未及。又杜甫《戎州诗》“重碧拈春酒”句，印本“拈”或作“酤”，而成大谓叙州有碑本乃作“粘”字，是亦注杜集者所宜引据也。

佛国记

作者:沙门释法显

　　《佛国记》，又称《高僧法显传》、《法显传》、《高僧传》、《历游天竺记传》。一卷。东晋僧法显记。

　　法显大师，平阳武阳（山西）人，俗姓龚，因慨叹律藏残缺，乃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于弘始二年（《梁高僧传》作隆安三年）离长安，度沙河，越□岭，往天竺求法，时年六十顷。经长安、敦煌、于阗到中印度，于遍历佛迹后，三年学于华氏城，二年学于恒河下游加尔各答附近，后至锡兰二年，其间所学，有律、《长阿含》、《杂阿含》、《涅槃经》等。最后经由苏门答腊，于义熙九年（413）归国，携回大量梵本佛经。前后十余年，历经干归、褥檀、炖煌、鄯鄯、乌夷、于阗、子合、竭叉、陀历、乌长、宿呵多、揵陀卫、竺刹尸罗、弗楼沙、那竭、罗夷、跋那、毘荼、摩头罗、僧迦施、沙只、抱萨罗、蓝莫、毘舍离、摩竭提、迦尸、拘睒弥、达嚫、瞻波、摩梨帝、师子、耶婆提等三十余国。

　　归国后，于道场寺与佛驮跋陀罗合译《摩诃僧只律》、《大般泥洹经》、《杂藏经》、《杂阿毘昙心论》，示寂于荆州辛寺。　　本书是法显大师自记经西域至印度诸国求法的经过历程，为我国僧侣西行印度求法记传中，现存最古的典籍。与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同为中古历史、地理的重要史料。

唐六典

作者:李林甫

　　《唐六典》是一部关于唐代官制的行政法典，规定了唐代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的机构、编制、职责、人员、品位、待遇等，注中又叙述了官制的历史沿革。依照唐玄宗的意图，此书本应按《周官》分为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六个部分，故书名《唐六典》。因唐代官制与周官大不相同，《唐六典》实际上还是按照唐代国家机关体系进行编纂。此书分三十卷，其篇目为:三师、三公、尚书省；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门下省；中书省；秘书省；殿中省；内官侍中省；御史台；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太府寺；国子监；少府监、军器监、铸钱监等；将作监、都水监等；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左右监门、左右千牛卫、左右羽林军；太子三师、三少、太子詹事府、左右春坊内房内官;太子家令、率更寺等;太子左右卫诸率府；诸王府公主邑司；府、督护州《唐六典》是以唐朝现行各部门机关按卷分篇，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管理体制、机构组织、职权、官员品级、编制员额、考课以及相关制度等方面的明确规定。　　《唐六典》是保存至今一部最早的、完整的、具有封建国家行政法典性质的文献。在中国行政立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对唐以后历代会典的编纂具有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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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原题唐玄宗御撰，李林甫奉□注。《直斋书录解题》引韦述《集贤记》注：“开元十年，起居舍人陆坚被旨修是书，帝手写白麻纸六条曰理、教、礼、政、刑、事，令以类相从，撰录以进。张说以其事委徐坚，思之经岁莫能定。又委毋□、徐钦、韦述，始以令式入六司，其沿革并入注中。后张九龄又委苑咸，二十六年奏草上。”唐刘肃《大唐新语》和《唐会要》也有类似的记载。根据这些史籍，可知此书是臣下奉玄宗之命所撰，自奉旨至成书历时十余年，中间曾多次换人，最后经李林甫进奏皇帝。《唐六典》是一部关于唐代官制的行政法典，规定了唐代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的机构、编制、职责、人员、品位、待遇等，注中又叙述了官制的历史沿革。依照唐玄宗的意图，此书本应按《周官》分为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六个部分，故书名《唐六典》。因唐代官制与周官大不相同，《唐六典》实际上还是按照唐代国家机关体系进行编纂。此书分三十卷，其篇目为：三师、三公、尚书省；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门下省；中书省；秘书省；殿中省；内官侍中省；御史台；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太府寺；国子监；少府监、军器监、铸钱监等；将作监、都水监等；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左右监门、左右千牛卫、左右羽林军；太子三师、三少、太子詹事府、左右春坊内房内官;太子家令、率更寺等;太子左右卫诸率府；诸王府公主邑司；府、督护州。《唐六典》曾否颁布施行，历来学者间颇有争论。参与修书的韦述说，此书于开元“二十六年奏草上，迄今在直院，亦不行用”（《直斋书录解题》）。唐宪宗元和（806～820）初，吕温代郑相公（□）请删定施行六典开元礼状也说，六典“星纪六周未有明诏施行”（《吕温集》）。宋范祖禹也认为“唐六典虽修成书，然未尝行之一日”（《范太史集》）。但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卢杞奏事引用六典，唐宪宗元和中刘肃撰《大唐新语》称六典“迄今行之”。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采取一种折衷的观点，一方面说“唐人所说，当无讹误”，承认韦述、吕温书未颁行的说法是正确的，一方面又说“疑当时讨论典章，亦相引据，而公私科律则未尝事事遵用”，认为六典并非全未实行。近人岑仲勉认为，六典未经朝廷颁布施行无可怀疑，但六典是排比现行令式编成的，现行令式本来具有法律效力，为人遵用，不过其中有一部分，编书时就已改变，或后来改变，因此未能事事遵用。

官箴

作者:吕本中

《官箴》一卷，宋吕本中撰。此书多阅历有得之言，可以见诸实事。书首即揭清、慎、勤三字以为当官之法，其言千古不可易。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上尝御书清、慎、勤三大字，刻石赐内外诸臣。案此三字，吕本中《官箴》中语也。（按：此说误，详后）’是数百年后尚蒙圣天子采择其说，训示百官，则所言中理可知也。虽篇帙无多，而词简义精，故有官者之龟鉴也。”今检吕氏《官箴》，全书共三十三条，其首条开头云：“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与《四库提要》所说相合。王士禛，顺治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康熙四十三年罢官归里，康熙五十年去世。《古夫于亭杂录》是他罢官后所作。该书卷一说，“清、慎、勤三大字，士禛二十年前亦蒙赐。”由此可知，他所说的“上尝御书”之“上”，当是指康熙皇帝。这说明清代把清、慎、勤三字当作钦定的官箴是始于康熙。四库馆臣称赞此三字“千古不可易，固有官者之龟鉴”，而《四库提要》乃是乾隆钦定之书，这又说明在乾隆时期仍然是遵行祖宗旧制，以清、慎、勤三字为官箴的。赵翼是位乾嘉学者，他在《陔于丛考》卷二十七《清慎勤匾》条中说：“各衙署讼堂多书清、慎、勤三字作匾额。”这更是一条有利的证据。以清、慎、勤三字为官箴，不仅行之于康、乾之世，而且通之于有清一代，所以梁启超在《新民说·论公德》中说：“近世官箴，最脍炙人口者三字，曰清、慎、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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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提要》：“此书多阅历有得之言，可以见诸实事。书首即揭清、慎、勤三字，以为当官之法，其言千古不可易。”

从政录

作者:薛瑄

　　[明]薛（左王右宣） 薛（左王右宣）（1389-1464），字德温，号敬轩，明山西河津人。永乐十九年进士。宣德中授监察史，因忤宦官王振，下狱论死，寻得释。景帝嗣位，召起大理寺丞，迁南京大理卿。英宗复辟，拜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入阁参预机务。致仕告终，居家讲授理学。

　　孔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惟亲历者知其味。余忝清要，日夜思念，于职事万无一尽，况敢恣肆于礼法之外乎？　　程子书“视民如伤”四字于座侧，余每欲责人，尝念此意而不敢忽。

　　凡国家礼文制度法律条例之类，皆能熟视而深考之，则有以酬应世务而合乎时宜。

　　作官者于愚夫愚妇，皆当敬以临之，不可忽也。　　学者大病在行不著，习不察，故事理不能合一。处事即求合一，处事即求合理，则行著习察矣。

　　处事最当熟思缓处。熟思则得其情，缓处则得其当。

　　一字不可轻与人，一言不可轻许人，一笑不可轻假人。

　　至诚以感人，犹有不服，况设诈以行之乎？　　防小人密于自修。　　事最不可轻忽，虽至微至易者，皆当以慎重处之。

　　丙吉深厚不伐，张安世谨慎周密，皆可为人臣之法。

　　论万事皆当以三纲五常为本。学者之所讲明践履，仕者之所表倡推明，皆当以三纲五常为本。舍此则学非所学，仕非所仕也。　　按物太宜含弘，如行旷野，而有展布之地，不然太狭，而无以自容矣。

　　左右之言不可轻信，必审是实。

　　为政通下情为急。　　爱民而民不亲者，皆爱之未至也。《书》曰：“我务省事。”则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不戒哉！

　　作一事不可苟。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触忤，斯能为人不能主之事功。

　　与人言宜和气从容，气忿则不平，色厉则取怨。

　　处人之难处者，正不必厉声色与之辨是非，较长短，惟谨于自修，愈谦愈约，彼将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较焉？

　　为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言不当，殊愧之。　　张文忠公曰：“左右非公故勿与语”。予深体此言，吏卒辈，不严而粟然也。　　待下固当谦和，谦和而无节，及纳其悔，所谓重巽吝也。惟和而庄，则人自爱而畏。

　　慎动当先慎其几于心，次当慎言慎行慎作事，皆慎动也。

　　闻人毁已而怒，则誉已者至矣。

　　法立贵乎必行，立而不行，徒为虚文，适足以启下人之玩而已，故论事当永终知弊。

　　为人不能尽人道，为官不能尽官道，是吾所忧也。　　使民如承大祭，然则为政临民，岂可视民为愚且贱，而加慢易之心哉？

　　处事，不形之于言犹妙。

　　尝见人寻常处置得宜者，数数为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满天地，德冠人群，视之若无者，分定故也。

　　如治小人，宽平自在，从容以处之，事已，绝口不言，则小人无所闻以发其怒矣。

　　胆欲大，见义勇为；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圆，应物无滞；行欲方，截然有执。

　　事事不放过，而皆欲合理，则积久而业广矣。　　养民生，复民性，禁民非，治天下之三要。

　　治狱有四要：公慈明刚。公则不偏，慈则不刻，明则能照，刚则能断。

　　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终不为邪小所惑而易其所守。

　　疾恶之心固不可无，然当宽心缓思可去与否，审度时宜而处之，斯无悔。切不可闻恶遽怒，先自焚挠，纵使即能去恶，己亦病矣。况伤于急暴，而有过中失宜之弊乎？经曰：“忽忿疾于顽。”　　孔子曰：“肤受之愬，不行焉。”皆当深味。

　　轻与必滥取，易信必易疑。

　　韩魏公、范文正诸公，皆一片忠诚为国之心，故其事业显著，而名望孚动于天下。后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恃其身，而欲事业名誉比拟前贤，难矣哉！

　　成王问史佚曰：“何德而民亲上？”史佚曰：“使之以时，而敬顺之，忠而爱之，布令领信而食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名言也。　　以已之廉，病人之贪，取怨之道也。

　　作事只是求心安而已，然理明则知其可安者安之，理未明则以不当安者为安矣。

　　前人为治，纯用德而以刑辅之，后人则纯用法术而已。

　　以其能治不能，以其贤治不贤，设官之本意不过如此，有官威剥民以自奉者，果何心哉？

　　去弊当治其本。本未治而徒去其末，虽众人之所暂快，亦贤知之所深虑矣。　　人皆妄意于名位之显荣，而固有之善，则无一念之及，其不知类也甚矣。

　　机事不密则害成，《易》之大戒也。

　　为善勿怠，去恶勿疑。

　　恭而不近于谀，和而不至于流，事上处众之道。

　　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见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　　一毫省察不至，即处事失宜，而悔吝随之，不可不慎。　　处事当沈重详细坚正，不可轻忽忽略，故《易》多言“利艰贞。”盖艰贞则不敢轻忽，而必以其正，所以吉也。　　天下大虑，惟下情不通为可虑。昔人所谓下有危亡之势，而上不知是也。

　　不欺君，不卖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己之三要也。

　　人遇拂乱之事，愈当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行有窒碍处，必思有以通之，则智益明。

　　下民之冤抑不伸者，由长人者之非其人也。

　　不虐无告，不废困穷，圣人之仁也。

　　一命之士，苟存心于爱物，必有所济，盖天下事莫非分所当为，凡事苟可用力者，无不尽心其间，则民之受惠者多矣。

　　勿以小事而忽之，大小必求合义。

　　临属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

　　无轻民事，惟难，无安厥位，惟危，岂惟为人君当然哉？凡为人臣者，亦当守此，以为爱民保已之法也。　　王伯之分，正在不谋利、不计功与谋利计功之分。

　　处事识为先，断次之。

　　作官常知不能尽其职，则过人远矣。

　　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是皆一定之理。君子知之，故行义以俟命；小人不知，故行险以侥幸。

　　法者辅治之具，当以教化为先。　　目末作，禁游民，所以敦财利之源；省妄费，去冗食，所以裕财利之用。

　　《春秋》最重民力，凡有兴作，小大必书，圣人仁民之意深矣。

　　凡事分所当为，不可有一毫矜伐之意。　　伊傅周召，王佐事业大矣，自其心观之，则若浮云之漠然，无所动其心。

　　清心省事，为官切要，且有无限之乐。

　　犯而不较最省事。

　　人好静而扰之不已，恐非为政之道。

　　名节大事，不可妄交非类，以坏名节。

　　守官最宜简外事，少接人，谨言语。

　　与人居官者言，当使有益于其身，有益及于人。

　　天之道，公而已。圣人法天为治，一出于天道之公，此王道之所以为大也。

　　霍光小心谨慎，沉静详审，可以为人臣之法。

　　亦有小廉曲谨，而不能有为，于事终无益。

　　凡事皆当推功让能于人，不可有一毫自得自能之意。

　　大臣行事，当远虑后来之患，虽小事不可启其端。

　　虽细事亦当以难处之，不可忽，况大事乎？

　　所谓王道者，真实爱民如子，孟子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上以是施之，则民爱之如父母者，有必然矣。　　民不习教化，但知有刑政，风俗难乎其淳矣。

　　惠虽不能周于人，而心当常存于厚。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直道而行也。”是则三代之治，后世必可复。

　　唐郭子仪竭忠诚以事君，故君心无所疑。以厚德不露圭角处小人，故谗邪莫能害。　　处大事贵乎明而能断，不明固无以知事之当断，然明而不断，亦不免于后艰矣。　　圣贤成大事业者，从战战兢兢之小心来。

　　好善优于天下，若自用已能，恶闻人善，何以成事功？

　　对人子民之心，无时而忘。

　　于人之微贱，皆当以诚待之，不可勿慢。

　　为治，捨王道，即是霸道之卑陋。圣贤宁终身不遇孔孟，不自贬以徇时者，为是故也。　　《书》言：“罚弗及嗣，赏延于世。”此圣人之仁心也。故赏当过于厚，而刑不过于滥。

　　出处去就，士君子之大节，不可不谨。《礼》曰：“进以礼，退以义。”孔子曰：“有命。”孟子不见诸侯，尤详于进退之道。故出处去就之节不可不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