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佑
《通典》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从远古时代的黄帝起，到唐玄宗天宝末年止（肃宗、代宗以后的变革，有时也附载于注中），分为九类，以食货居首，次以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每类又各分子目。对于历代典章制度，都详细地叙述了它们的源流，有时不但列入前人有关的议论，而且用说、议、评、论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通典》的作者是杜佑。《通典》的体例仿效纪传体正史中的志书，将断代体改为通史体，是一部专门记载历代政治、经济等制度沿革变迁的典志体史书。《通典》记述了传说中的黄帝，下讫唐天宝末年的制度沿革。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典志体史书，为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杜佑，字君卿，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生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享年七十八岁。代宗大历元年（766年）杜佑开始编写《通典》，过了三十五年，至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全书方完成。《通典》创立了史书编纂的新体裁，开创了中国史学史的先河。
作者:王溥
《唐会要》一百卷，宋王溥撰。《唐会要》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断代典制体史籍，它取材于唐代的实录文案，分门别类地具体记载了唐朝各种典及其沿革，保存了《 新唐书 》、《 旧唐书 》未载的史实，为研究唐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向来为唐代文学、历史的研究者所重视。
作者简介： 王溥，字齐物，并州祁县人(今山西省祁县)。一代后汉干佑年间举进士第一，历任后汉、后周，官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右仆射。入宋后，进司空、同平章事，监修国史。宋史卷二四九有传。王溥是五代、宋初时期的著名学者，除唐会要外，尚着有五代会要三十卷，文集二十卷(今佚)。
作者:长孙无忌
《唐律疏议》是我国历史上保留下来的一部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和注疏，本书对其作了译注。《唐律疏议》是我国古代封建法典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保存至今的最早的一部法典，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在，它都有着不一般的地位。古时读之者甚多，但由于其离我们年代久远，相对而言，其文字艰涩，内容深奥，现代极少有人能轻松理解。本书正是出于此原因，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各位读者介绍并解读。全书以其问世之故事开篇。
作者:刘铭传
刘铭传——台湾第一巡抚，（1836-1896），字省三，号大潜山人，出生于安徽肥西县刘老圩一个世代耕织务农的农家。自幼托身陇亩，生活非常窘困。但为人刚毅任侠，耿介勇敢，平时喜欢耍枪弄棒，练就一身武艺。曾杀土豪、劫富户、捍法网，闯荡江湖，成为官府追捕的要犯。
清咸丰四年（1854），接受官府招安，在乡兴办团练。时太平天国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刘铭传率团练与太平军对抗。1859年率团勇攻陷六安、驰援寿州，因功升千总。1862年，率练勇编入李鸿章的淮军，号称“铭字营”。在追随李鸿章、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过程中，刘铭传因凶悍善战，战功显赫，很快由千总、都司、参将、副将提升为记名总兵，成为李鸿章麾下的一员大将。1865年因在山东镇压捻军而提升为直隶总督，并获得清廷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及一等男爵的封赏。1868年，奉旨督办陕西军务，旋因积劳成疾，辞官回乡。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已解甲归田，在乡间隐居多年的刘铭传愤然而起，准备重赴沙场，杀敌报国。清政府任命他为督办台湾事务大臣，筹备抗法，不久又授福建巡抚，加兵部尚书衔。刘铭传于1884年7月16日抵达基隆，第二天即巡视要塞炮台，检查军事设施，并增筑炮台、护营，加强台北防务。在他到达基隆的第15天，战争就爆发了。
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越南北部及中越边境进行；第二阶段战火扩大到福建台湾沿海，有陆战和海战两个战场，尤以台湾陆战最为激烈。这是台湾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一次规模最大、历时最久、战斗最为激烈的反抗殖民侵略的战争。在此之前，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军舰对于台湾至多是骚扰牵制；日本因琉球船民被杀侵犯台湾，双方也并未正式接触。此次法军侵台，实属决心占据，事态的严重远非前两次可比，可以说，这是近代台湾真正的大保卫战。 1884年8月4日，法舰直逼基隆，法军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和副司令利士比派一副官上岸，要求守军“于明日上午八时以前将炮台交出”，守军置之不理。5日，法舰在利比士的指挥下齐向基隆炮台猛烈开火，摧毁了清军数处炮垒及营房，守军于死伤十余人后向内地撤退。法军登陆，占领基隆港，将港内各种设施和炮台尽行破坏。6日下午，法军陆战队向基隆市街搜索前进，并攻击附近高地。守军在刘铭传亲自统率下奋勇从各个方向进行反击，逐渐缩小包围圈。经过几小时的激战，法军伤亡100余人，狼狈逃回军舰，侵占基隆的计划破产了。
法军侵犯基隆首战即告失败，于是又向清政府提出新的和议条件，清政府再次拒绝。此时，法舰已有预谋地集中于福州马江，乘清军将吏相信“和谈大有进步”、丝毫不作准备之际，于23日下午发动突然袭击，把南洋水师所有战舰全部击沉，然后炮轰马尾造船厂和马江沿岸各炮台。从此，法军就牢牢地掌握了台湾海峡的制海权，得以随心所欲地全力侵台。
10月1日，孤拔率多名士兵在十余艘军舰百余门大炮的猛烈炮火掩护下再犯基隆。守军奋勇抵抗约两小时，伤亡百余人，最后被迫后撤。法军乘势登陆进攻，基隆港湾及周围阵地尽失，基隆市区告危。这时，法军在利士比的指挥下正进攻沪尾。刘铭传在得到大批法军猛攻沪尾，沪尾不断告急要求增援的消息后，考虑到台北府城是统帅部所在地，军资饷械集中于此，不可稍有疏虞。为保台北，沪尾重于基隆，于是决定撤离基隆，移师沪尾。法军占领基隆后，于8日又对沪尾发起进攻。利士比以战舰七艘轰击沪尾市街和各处据点，然后登陆，分几路前进。法军不惯于陆战，一进丛林，便失去了统一指挥，只得各自为战。这时，预先埋伏在各处的清军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奋起截杀，锐不可挡。在短兵相战中，守军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展开近战，而法军却溃不成军，伤亡累累。到最后，法军弹药已罄，全线崩溃，只得奔向海滩，逃回舰上。在这场战斗中，法方自认死27名，伤49名；刘铭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我军阵亡哨官三员，死伤兵勇百余人，法军被斩首二十五级，枪杀三百余人。此外又俘获法兵十四名，枭首示众。”通过这次战役，法国人不得不承认：“淡水的败战突然发生，它一方面使我们看出中国兵力的强大，一方面使我们明白局势的危险。这次败战是难以补救的。”自此以后，法国舰队只能轮流在淡水河口对这个海港实施封锁，再没有能力发动进攻了。
10月11日，法国拟定新的和议条件，其中一条是法国占领基隆、淡水作为可以接受第三者调停的先决条件。由于淡水大捷，清政府断然拒绝这样的条件。为了挽救进攻受挫、和谈停顿的困境，法国侵略者宣布自10月23日起封锁台湾。法军的封锁使台湾对外贸易交通中断，生产停滞，粮饷支绌。但在这种情况下，全台军民同仇敌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前线。许多大陆大小船只，不顾风浪和被截捕的危险，采取夜航、偷渡或在东南部海岸登陆等方式，突破法军封锁线，把3000名淮军、60门钢炮、9000支步枪、200万发弹药、40只鱼雷和10万两饷银安全运到台湾。沿海地方当局也纷纷“协饷馈械，南洋最多，北洋次之”。此外，云南广西两省军队也相机向安南边境的法军阵地进攻，以为牵制。在全国上下的大力支援下，台湾终于度过了法军封锁所引起的社会经济危机，使敌人的封锁计划完全破产。 法军自淡水惨败后，即集中注意力于基隆。从11月以来，双方冲突时断时续。1885年1月以后，战斗加剧。3月初，法军增兵大批到达，3日法军派出精锐1300余名猛扑月眉山，5日又出动2000名直攻戏台山。守军腹背受敌，抵挡不住，月眉山失守，退守基隆河南岸，河北地区悉为敌所占据。两军隔河对峙，直至战争结束。
法军多次进攻，用了不少气力，而始终局促于基隆港周围一隅之地，经常受到强大守军反攻的威胁。为了摆脱进退维谷的困境，法军于3月29日向澎湖发起进攻，31日占领澎湖岛。但与此同时，法军在镇南关大败，导致茹费理内阁倒台，中国占有了极其有利的形势。清政府决定“乘胜即收”，4月4日与法国签订停战协定。1885年6月9日，《中法合订越南条约》在天津正式签订，中国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开放蒙自、龙州两地与法国通商，法军撤出基隆、澎湖，并撤销对于中国海面的封锁。在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下，法国侵占台湾的战争以失败而告结束。刘铭传领导台湾军民顽强坚持战斗，苦战数月，为中法战争最终取得胜利作出了极大贡献。
接连不断的外国列强的窥伺和侵略，尤其是日本和法国的两次大规模侵台战争，使清政府逐渐认识到台湾是“南洋之枢纽”，“七省之藩篱”，加强建设、巩固海防已属刻不容缓。在此之前，1874年清政府已采纳沈葆桢建议，设立了福建巡抚冬春驻台，夏秋驻省的制度。在以后的具体实施中，由于福州、台湾远隔重洋，实则难以兼顾。中法战争，台湾成为一个重要的战场，战争暴露了清政府在军事上的突出弱点，尤其是海防的薄弱，这在战后成为清廷内部讨论的主要议题。在几经讨论后，1885年，清政府决定台湾正式建省，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任命抗法有功的原福建巡抚刘铭传为第一任台湾巡抚。
台湾建省的提出及其实现，是19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海疆危机的一再刺激下促成的，带有明显筹防御外的性质。自建省分治后，全面推行自强新政，加强海防，推动了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台湾迈向近代化的步伐。首任巡抚刘铭传是清末洋务运动中比较具有时代眼光、革新思想和实干精神的杰出代表人物。在他任职巡抚的六年（1885-1890）中，对台湾的国防、行政、财政、生产、交通、教育，进行了广泛而大胆的改革，全面推进台湾的近代化进程，使台湾的面貌焕然一新。这次自强新政是清朝统治台湾200年中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次改革，其主要内容如下：
巩固海防。刘铭传建议在台湾建立海军，清政府以“已有南北洋海军和经费短绌”为由不予采纳。刘铭传于1884-1885年先后购买南通、北达等几艘小船，供缉捕、运输兼通文报之用，并雇洋匠自造驳船一艘，用以运炮械、安置水雷。在台北建机器厂，自制枪弹，准备继建大机器厂制造炮弹，同时，设立军械所和火药局，他又聘德国技师重建基隆炮台，兴工加固安平、旗后、沪尾、妈宫、西屿、大城北诸炮台，配备强劲大炮，火力增强数倍。在基隆和沪尾设水雷局和水雷营，使水雷与炮台相资为用。此外，他还进行整军、练兵，防军全部改用洋枪，聘请外国教习，加强训练。在台北设总营务处，统辖全台军务。在他的大力整顿下，台湾防务已日见充实。
建设交通。刘铭传是近代中国大倡兴建铁路的第一人。在他推行新政时，制定了以“兴造铁路为网纽、辅之以电线邮政”的方针。1887年7月，台北成立“全台铁路商务总局”，聘英德两国人为工程师，着手修建铁路，前后历时六年完成了基隆至新竹全长106.7公里的铁路，成为中国人自办自建的第一条铁路。1886年台北设电报总局，架设水陆电线，全长700公里，大大改善了岛内外的电讯交通。1888年创立新的邮政制度，在台北设立邮政总局和各地支局，发行邮票。有南通、飞捷两船定期往来于台湾与大陆之间，邮路远至厦门、福州、广州、上海、香港等地。这是我国最早的自办邮政业务、比清政府成立的邮政官局早八年。
兴办新式企业。1887年台湾设立煤务局，采取官督商办方式，投资购买新式机器开采，日可产煤万余斤。但因管理不善，时有亏折，收回官办后仍无起色。刘铭传曾希望与英商合资开采煤矿，清政府以恐别生枝节为由驳斥不准。1886年在沪尾设立官办硫磺厂，用新法熬制获利甚多。1887年设立官办机器锯木厂，为铁路提供枕木。同年又设煤油局生产煤油。在台北设立警察，组织商人成立兴市公司，兴建商店。此外还装设电灯，开凿新式公共水井，购买第一架蒸汽碾路机，并设置了专管市内卫生的机构。
发展商务。1886年台湾设立商务局，先后向英、德购买威利、威定两艘旧轮作为商船。派李彤恩等到新加坡设立招商局（后改为通商局），通过向华侨招募股份购买轮船，设立轮船公司，航行于台湾与大陆各埠，远至新加坡、西贡、吕宋等地。1886年设立樟脑总局，实行专买制度，获利颇多。
抚番与垦荒。刘铭传的抚番政策为恩威并用，剿抚兼施。恩抚不从，方行威剿，威剿之后，仍归恩抚。如有官吏凌虐番民，汉人夺占番地，均予惩处禁止，绝不偏袒。番人劫杀居民，不听晓谕，则威之以兵。1885年首抚北路淡水东南马来番，为其定规约，命其遣子弟至城读书，雉发归化。生番地界，各归各业，不许军民侵占。
从1885年冬至1886年夏，半年之间招抚400余番社，归化7万余人。1887年春夏之间，后山抚218社，番丁5万余人，前山抚260余社，番丁3.8万余人，田园数十万亩。全台大定后，于是广招福建贫民扩垦，使番众与内地人民共处杂居，逐渐改变他们的习俗，同时改进他们的经济情况，使“耕织自精，货财自殖”。1886年5月设全台抚垦总局，以林维源为总办，南、北、东三路分设抚垦局及分局，并在各重要番区如大科莰、东势角、埔里社、苏澳、花莲等处，各立抚垦分局。局中有医生、教耕、教读等人员，开义塾，教番人童子读书。另外在台北特设番学堂，供给他们衣食，教以汉文、算术、官话、台语、起居礼仪，并常让他们与汉人接触以起潜移默化的作用。让他们消除疑忌，不以异类自居。为了抚番，刘铭传“三亲绝域，蒙瘴涉险，不骑而徒。彼其不知暇逸哉，其所志者远也”。这一切都有利于台湾社会的近代化发展。
整理财政。主要是田赋的清理。台湾田赋极其紊乱，在豪绅吏胥的包揽控制下，“强者有田无赋，弱者有赋无田”，“田去粮存”，求免无路。为了清除积弊，增加财政收入，1886年5月，刘铭传奏请实行清赋，由清赋总局进行会查保甲，清丈田亩，历时二年多，完成了清丈工作，田赋大量增加，年收入达67.4万余两，比原额增加49.1万余两。此外，在整顿税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绩。经过整顿后的茶税年增13万两，盐税增12万两，樟脑、硫磺增30万两，鸦片增40万两，加上其他各项收入，财政总收入从90万两激增至300万两，最高达到450万两。国防、交通诸项建设经费至是始有着落。清赋直接触犯了地主豪绅的利益，一时流言传 布，阻力极大，但刘铭传不为所动。
提倡新式教育。台湾发展需要一大批专门人才，刘铭传深知培养人才的重要性。1887年在台北大稻埕创立西学堂，聘请西人教习讲授英语、法语、数学、理化、测绘、历史、地理等课程，于西学余闲兼课中国经史文字，使内外通贯，培养通晓近代科学、善于对外交涉的人才。经过严格甄选，第一批招收学员64名，所有费用全部由政府供给，年支银1万余两。1890年又设电报学堂，招收西学堂和福建船政学校学生10名，学习电讯专门技术。并于1890年设立番学堂，为原住民培养骨干和通事人才。在刘铭传的积极倡导下，台湾教育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增设府县。台湾土地面积3.6万平方公里，清初仅设一府三县，不久增为四县，统治所及限于西部沿海平原地带。后以土地日辟，人口倍增，于1875年增设了一府四县，共有两府八县，然仍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刘铭传就任台湾巡抚后，按建省规制，以彰化位于全岛中央，平原宽敞，定为省会，设首府曰台湾府，附郭首县曰台湾县；另划嘉义以东、彰化以南、方长约百余里之地为云林县，分新竹西南沿山新垦地带为苗栗县，升卑南厅为台东直隶州。在省会未建以前，以台北接近福州，先以台北为施政中心。于是全台共有三府、一直隶州、十二县、五厅，划疆分守，初具规模，奠定了今日台湾地方行政区划的基础。 刘铭传的改革涉及军事、行政、经济、文化各个领域，范围相当广泛。因为当时台湾正面临着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威胁，一切措施不得不首先从巩固国防出发，并始终以巩固国防为中心。为了巩固国防，就必须整顿军备，增强防卫能力；开拓土地，以保持岛内秩序的安定；发展交通，便利岛内各地及其与大陆的联络。为了巩固国防，就必须筹措大笔经费，办法之一就是清理田赋，在这方面，刘铭传做出了巨大的成绩；办法之二是倡办实业，发展生产，在这方面他刚开始不久就去职了。而为了巩固国防，发展交通，兴办新式工业，又必须培养大批科技人才和吸收外国先进经验，因而有西学堂和电报学堂的设立和外国技师的聘用。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明，刘铭传的改革虽然发生在大陆洋务运动的后期，在许多做法上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大陆洋务运动的影响，但和“重在防内，并无对外意图”的李鸿章之流所搞的洋务运动还是有差别的。刘铭传很注意吸收华侨和民间资本，他所兴办的铁路和煤矿都有商股参加，有些企业办不好就交给民办，这也和官办占压倒地位的某些洋务企业有所不同。他所创办的企业如铁路、邮政、电讯、航运等等，多数都卓有成效，不像大陆官办企业那样积弊重重，亏损日甚。刘铭传的眼光不仅仅以台湾为限，他还希望“以一岛基国之富强”，以台湾“一隅之设施为全国之范”，从这点看，也应该肯定他是晚清洋务运动中一个具有进步倾向的人物。
然而，刘铭传的改革是在当时已经腐烂透顶的清政府支配下进行的。在其推行过程中，他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种种阻力。因此，尽管他很想有所作为，也做出了巨大的成绩，但还是有不少人对他进行掣肘、攻击与诬蔑，迫使他不得不于1891年告病辞官而去。继任的台湾巡抚邵友濂眼光短浅，思想僵化，尽废刘铭传新政，清代所实行的惟一有计划、有成效的改革就此夭折了。1896年，刘铭传在家病逝，清追封太子太保，谥壮肃，准建专祠。
有人说刘铭传“倡淮旅，练洋操，议铁路，建台省，实创中国未有之奇”，而其最伟大的成就，最值得后人景仰的事功则为“建台省”—— 建设一个近代化的台湾。
作者:无
汪辉祖,字焕曾,号龙庄,晚号归庐,浙江萧山人.生于雍正九年(1731),卒于嘉庆十二年(1807),其父汪楷曾任河南杞县狱吏8年.汪辉祖早年丧父,不得不为生计和赡养家庭而奔波.乾隆十七年(1752),汪辉祖到其岳父江苏金山知县王宗闵幕府,开始涉足官场,研习刑名案件.两年以后起,在江苏、浙江各地16位官员幕内充当幕宾长达34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多次应试,直到乾隆四十年(1775),45岁的他经三次落第之后才考中进士.乾隆五十年(1785),汪辉祖结束了幕宾生涯,出任湖南省宁远县知县.几十年的幕府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官场经验,因此他做起官来颇为干练.《清史稿》本传中记载的几件事,颇能反映他的为官之道,体现他的从政能力.不幸的是,由于其人秉性正直,嫉恶如仇,反遭恶人暗中诋毁,终被夺职,不得不以足疾告老还乡.
汪辉祖是清代乾嘉时期影响比较大的良吏和学者，尽管他在史学上也曾有过贡献，特别是在史学工具书的编纂方面，还曾作出过重大贡献，但今天知道的人是非常少了，即使是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也很少有人了解。当然，从汪辉祖本人来说，生前影响比较大的还是吏治方面。他的一生在州县佐治为官就达四十年之久，因而吏治经验非常丰富，且勤于总结，留下了多部关于幕学与吏治的著作。这些著作成为幕友们必读之书，更是学幕者之必读课本而得以广泛流传，被誉为“宦海舟楫”、“佐治津梁”，居官佐幕者几乎人手一册，视为枕中鸿宝。史学大家章学诚在《汪龙庄七十寿言》中就曾这样说：“居闲习经，服官究史，君有名言，文能称旨，布帛菽粟，人情物理。国相颁其政言，市贾刊其佐治，雅俗争传，斯文能事。”可以视作当日最好的写照。所以他在当时政坛上声誉很高，是颇受尊重的名幕，是位名副其实的“绍兴师爷”。
汪辉祖是清代誉满全国的绍兴师爷、幕学家与法律专家,他的幕学著作,阐述了清代幕业的技术原则与道德规范,提出就幕宜慎、律己立品、尽心事主、保民便民等见解.作为清代幕友的典范,其幕学思想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清代幕府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作者:汪龙庄、万枫江
本书对于中国官场的历史进行了绝妙的讽刺，直阿了中国历代官场所存在的问题，同时该书还描述了中国当代官场的现状，由于受历史沉淀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中国官场有越来越腐化的倾向。
当官的诀窍：学治臆说；高级幕僚的心得：佐治药言；左右逢源的艺术：续佐治药言；衙门内部的真相：幕学举要；官场备忘录：学治说赘；中国官场学原文。
作者:晁公武
【图书简介】 - 郡斋读书志
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目录。南宋晁公武撰。晁公武(约1105～1180)字子止。澶州清丰(今巨鹿)人。祖居汴梁昭德坊,故称昭德先生。撰有《易》、《春秋》等诂训传,曾以监本"九经"校蜀石经,撰《石经考异》。在四川荣州为官时得井度大量赠书，1151年前后撰成《郡斋读书志》。该书有1157年前后四川刊行本共 4卷；宋淳祐九年(1249)衢州刊行本，共20卷，收录图书1461部；宋淳祐十年(1250)袁州刊行本共4卷，收录图书1468部。
袁州本后附《后志》2卷、《考异》1卷、《附志》1 卷。《后志》是衢州本传到袁州后，以衢州本中多出的435种编成；《附志》为赵希弁据其私人藏书编成,收录486 种图书，多为晁氏身后新出之书。宋刻袁州本久不见流传。《四库全书》仅得清初流传的巾箱本。1925年在北京故宫发现原刻本，后影印收入《四部丛刊》三编。
衢州本流传较少，清乾嘉间出现旧钞本。1884年王先谦以袁州本补订，并依衢州本编为20卷，后附赵希弁《附志》1卷。
《郡斋读书志》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排，袁州本分43类，包括经部10类、史部13类、子部17类、集部3类。"衢州本"分为45类,子部多"星历"类，集部多"文说"类。该书前有总序,四部各有总论,各类小序在每类第一种书的提要中，叙述学术源流。每书撰有提要，或介绍作者生平，或讨论书中要旨，或论学派渊源，或述篇章次第， 较偏重于考订。晁公武的《 郡斋读书志》，在目录的体系和提要考订方面都有首创之处，对以后出现的一些著名目录如《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等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作者简介】 - 郡斋读书志
晁公武，字子止，祖籍澶州清丰（今属河南），出身书香世家。七世祖晁迥（951—1034）为著名学者，官至礼部尚书。高祖晁宗悫、曾祖晁仲衍，也是饱学之士。父冲之，字叔用，擅诗名，为江西诗派作家，族父补之（1053—1110），字无咎，从父说之（1059—1129），字以道，均为著名学者，以名节文章盛名于世。晁氏后迁居山东，故又称为济州钜野（今山东巨野）人。
晁公武少承家学，浸耽群书。逢靖康兵灾，携家入蜀避难，寓居嘉定府（今四川乐山）。故家藏书，在战乱中损失殆尽。绍兴二年（1132），登进士第，后为四川转运副使井度属官。绍兴十七年知恭州（今重庆），后又知荣州（今四川荣县）、合州（今重庆合川）、泸州（今四川泸州）等地。隆兴初，入朝为吏部郎中、监察御史。隆兴二年（1164）兼枢密院检详文字，不久又为御史台右正言、殿中侍御史、侍御史。他对当时官冗恩滥的现象提出了一系列救弊之策。乾道四年（1168），以敷文阁待制为四川安抚制置使。五年，除敷文阁直学士，在四川重建广惠仓，赈济饥民。七年，诏除临安府少尹，擢吏部侍郎。致仕后，在四川嘉定府符文乡度过了他的晚年。卒于南宋淳熙年间。
晁公武是宋代著名的目录学家，他自幼耽书嗜学，虽家藏书大多毁于兵火，但仍“心志不衰”。他为南阳井度属官期间，曾帮助井度编书、刻书，结下了深厚友谊。井度罢官后，将藏书五十箧赠予晁氏。他以井度赠书为基础，结合自己原来的收藏，“除其重复，得二万四千五百卷有奇”。绍兴二十一年，又在知荣州任上，利用“三荣僻左少事”的闲暇，“日夕躬以朱黄，雠校舛误，终篇辄撮其大旨论之”。终于完成了《郡斋读书志》初稿，并在去世前，不断对初稿进行修订和补充。
《郡斋读书志》20卷，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首先，收入的图书达1492部，基本上包括了宋代以前各类重要的典籍，尤以搜罗唐代和北宋时期的典籍更为完备。这些典籍至今不少已亡佚和残缺，后世可据书目的提要而窥其大略。其次，体例有严谨的安排，全目分经、史、子、集四部，部下又分45小类；书有总序，部有大序，多数小类前有小序；每书有解题，从而形成了一个严谨完备的体系。全书的大序、小序中，注意阐述各部各类的学术渊源和流变，发挥了古代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尤其是他对经学素有研究，因此在经部大序、小序中，叙先秦、两汉、魏晋、中唐经学的演变和流弊富有独特的见解。第三，由于所录各书为晁氏实藏，所以在提要中对典籍情况的介绍，咸有凭据，自非其他丛抄旧录的书目所能比拟。晁氏撰写的提要不仅翔实有据，而且注重考订，内容详略得当。如在集部别集类《蔡邕集》的提要中说：“凡文集其人正史有传者，止掇论其文学之辞，及略载乡里，所终爵位，或死非其理亦附见……若史逸其事者，则杂取它书详载焉，庶后有考。”其介绍作者生平、成书原委、学术渊源及有关典章制度、轶闻掌故，皆能引用唐宋实录、宋朝国史、登科记及有关史传目录，并详加考证。这些材料许多今已失传，因此晁氏所撰提要内容，很多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第四，《郡斋读书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提要内容的私藏书目，对于后世目录学影响很大。比晁公武稍后的目录学家陈振孙说：“其所发明，有足观者。”陈氏所作的《直斋书录解题》就是效法《郡斋读书志》撰成的，有不少内容引用了晁氏的书目提要。宋末学者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汉书艺文志考证》、《玉海》也大量征引了《郡斋读书志》。至于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则主要是以晁、陈二书目为蓝本编纂的。直至清代的目录巨编《四库全书总目》，仍采用《郡斋读书志》的材料多达三百多条。由此可见《郡斋读书志》在我国目录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郡斋读书志》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20卷衢本和7卷袁本两个版本系统，前者源于蜀刻20卷本而以南宋淳祐衢州刊本为祖，后者源于蜀刻4卷本而以南宋淳祐袁州刊本为祖。两本各有所长，衢本以内容丰富见称，袁本则附有赵希弁《读书附志》。清人王先谦将衢、袁二本合校刊行，以衢本为底本，校袁本于衢本之上，附《读书附志》于后，仍为20卷。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此基础上，出版了校证标点本。
晁公武一生博学，他不仅在目录学方面有突出的贡献，在其他领域也有专深的研究，著述宏富。除《郡斋读书志》外，据史志记载，他还撰有《易诂训传》18卷、《尚书诂训传》46卷、《毛诗诂训传》20卷、《中庸大传》1卷、《春秋诂训传》30卷、《石经考异》1卷、《稽古后录》35卷、《通鉴评》10卷、《老子通述》2卷、《昭德堂稿》60卷、《嵩高樵唱》2卷等，这些著作惜已亡佚，今存者仅若干诗文残篇。
作者:无
1。胡适开列的《中学国故丛书》目录
胡适（1891～1962），早年留学美国，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62年病逝于台湾。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尝试集》等。
1920年，胡适开列了《中学国故丛书》目录，列举古籍31种，以备中学生阅读。
《诗经》《战国策》《论语》《庄子》《荀子》《楚辞》《淮南子》《论衡》《左传》《老子》《墨子》《孟子》《韩非子》《元曲选》《史记》《汉书》《明曲选》杜甫白居易陶渊明李白韩愈柳宗元王安石陆游辛弃疾关汉卿欧阳修朱熹杨万里马致远
2。胡适开列的《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
1923年胡适应清华学校学生之请，开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收录图书约190种，后来根据它修订精简成《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
书目答问／张之洞九种《纪事本末》老子／老子墨子闲诂／孙诒让元曲选一百种／臧懋循缀白裘／玩花主人西游记／吴承恩淮南鸿烈集解／刘安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四书韩非子／韩非周礼佛遗教经／迦叶摩腾、竺法兰等译阿弥陀经宋元学案／黄宗羲王临川集／王安石王文成公全书／王守仁章实斋年谱／胡适新学伪经考／康有为诗集传左传／左丘明乐府诗集／郭茂倩宋诗钞／吴之振，吕留良，吴自牧编论衡／王充法华经／鸠摩罗什译坛经／惠能明儒学案／黄宗羲朱子年谱／王懋竑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崔东壁遗书／崔述文选／萧统全唐诗／彭定求等宋六十家词／毛晋宋元戏曲考／王国维水浒传／施耐庵儒林外史／吴敬梓红楼梦／曹雪芹荀子集注
3。梁启超开列的《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
梁启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年轻时从师康有为，师徒力主变法维新，时称"康梁"。梁启超"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晚年讲学于清华学校等，曾任北平图书馆馆长。长于史学，颇多建树。著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等。
1923年梁启超应《清华周刊》记者之约，拟就《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约160种。后来他又为"校课既繁、所治专门"的青年学生精简此书目，开列出《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
四书书经（即尚书） 礼记／戴圣老子／老子易经诗经庄子／庄子韩非子／韩非史记／司马迁后汉书／范晔荀子／荀子战国策左传／左丘明墨子／墨子汉书／班固三国志／陈寿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
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李太白全集／李白韩昌黎集／韩愈白香山集／白居易文选／萧统杜工部集／杜甫柳河东集／柳宗元
4。顾颉刚：“有志研究中国史的青年可备闲览书”
顾颉刚（1893～1980），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也是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建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先后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校任校。编著有《古史辨》、《尚书通检》等。 1925年顾颉刚开列了一个包含有14种书的"有志研究中国史的青年可备闲览书"的目录。
山海经世说新语／刘义庆大唐西域记／（唐）玄奘宋元戏曲史／王国维（1877～1927） 马可。波罗游记／（意大利）马可。波罗徐霞客游记／徐宏祖（1587～1641）
西秦旅行记梁武石室画像洛阳伽蓝记／（北魏）杨衒之唐人说荟元秘史（即蒙古秘史） 陶庵梦忆／（清）张岱（1597～约1679） 桃花扇／（清）孔尚任南洋旅行记
5。鲁迅开列的学习中国文学的书目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文学家。1902年留学日本，初学医，后弃医从文。1909年回国后一直从事教育和文学创作。先后任教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校。作品以《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著名。
1930年，鲁迅为许世瑛开列了学习中国文学的书目，列书12种。
唐诗纪事／（宋）计有功（生卒年不详）
唐才子传／（元）辛文房（生卒年不详）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严可均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丁福保（1874～1952）
历代名人年谱／（清）汪镇少室山房笔丛／胡应麟四库全书简明目录／阮元世说新语／刘义庆唐摭言／（五代）王定保抱朴子外篇／葛洪论衡／（东汉）王充今世说／（清）王晫（1636～？）
6。汪辟疆：十部中国国文源头书书目
汪辟疆（1887～1966），中国现代文学史家、目录学家。著有《目录学研究》等。
汪辟疆在1942年为中央大学国文系学生开列了一个包含10种图书的"最切要"的"源头书"，并间或予以评注，颇多精要。
说文解字／（东汉）许慎毛诗正义／（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唐）孔颖达荀子／荀子庄子／庄子汉书／班固资治通鉴／司马光楚辞文选／萧统杜诗 7。经典常谈：朱自清著，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9月重印。
朱自清（1898～1948），文学家、学者。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5年到清华大学任教。1931年留学英国并漫游欧洲大陆。回国后执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著有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文艺论集《诗言志辨》等。
本书初版于1940年代，深入浅出地讲述了中国重要典籍，以求能启发读者的兴趣，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其中辞赋、诗、文三篇因作品繁多，只叙其源流。
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国语附）
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文 8。钱穆：“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
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设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请钱穆作了系列讲座。在讲演中钱穆指出有7部书是“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 论语孟子／孟子老子／老子庄子／庄子六祖坛经／惠能近思录／朱熹，吕祖谦辑传习录／王守仁
9。清华大学学生应读书目（人文部分）：张岂之，徐葆耕主编。清华大学教务处、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编印，1997年9月。 本书参考清华大学校内外专家的意见，提出供清华大学本科生试用的80种书目，其中含中国文化、外国文化、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四类，每类20种。
论语墨子／墨子孙子兵法／孙子孟子／孟子老子／老子庄子／庄子荀子／荀子易传。系辞史记选／司马迁著；王伯祥选编或来新夏选编论衡／（东汉）王充不真空论／僧肇物不迁论／（东晋）僧肇神灭论／范稹坛经／惠能张载集／张载四书集注／朱熹传习录／王守仁明夷待访录／黄宗羲读通鉴论／王夫之严复集／严复仁学／谭嗣同孙中山选集／孙中山诗经选／余冠英选注楚辞选／马茂元选注魏晋南北朝诗卷／丁夏选注汉魏六朝诗选／余冠英选注唐诗三百首／孙洙宋诗选注／钱钟书选注宋诗三百首／金性尧选唐宋词选释／俞平伯唐宋词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古文观止／吴楚材，吴调侯三国演义／罗贯中水浒传／施耐庵红楼梦／曹雪芹鲁迅选集／鲁迅女神／郭沫若子夜／茅盾家／巴金骆驼祥子／老舍围城／钱钟书曹禺选集／曹禺青春之歌／杨沫红岩／罗广斌，杨益言艾青诗选／艾青理想国／柏拉图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忏悔录／圣。奥古斯丁思想录／帕斯卡新工具／培根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社会契约论／卢梭伦理学／斯宾诺莎西方哲学史／罗素科学史／（英国）丹皮尔哲学史讲演录。导言／（德国）黑格尔西方的没落／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悲剧的诞生／弗里德里希。尼采精神分析引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德国）李凯尔特人论／（德国）卡西尔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中国科学思想史／（英国）李约瑟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美国）丹尼尔。贝尔从混沌到有序／普里戈金伊利亚特／（古希腊）荷马奥德修记／（古希腊）荷马神曲／（意大利）但丁堂吉诃德／（西班牙）塞万提斯哈姆莱特／（英国）莎士比亚浮士德／（德国）歌德简。爱／（英国）夏洛蒂。勃朗特红与黑／（法国）司汤达悲惨世界／（法国）雨果高老头／（法国）巴尔扎克汤姆大伯的小屋／（美国）斯托夫人安娜。卡列尼娜／（俄国）托尔斯泰玩偶之家／（挪威）易卜生母亲／（俄苏）高尔基卡夫卡短篇小说选／（奥地利）卡夫卡泰戈尔诗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联）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雪国／（日本）川端康成老人与海／（美国）海明威著；董衡巽译百年孤独／（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10。北京大学学生应读选读书目 本目是1998年为北大百年校庆而作。包括推荐应读书目30种，推荐选读书目30种。这个书目由北京大学校内外50多位著名教授推荐，他们是： 丁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丰子义（北京大学教授）
王太庆（北京大学教授）
王永兴（北京大学教授）
王守常（北京大学教授）
王岳川（北京大学教授）
王思斌（北京大学教授）
方立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邓广铭（北京大学教授）
厉以宁（北京大学教授）
石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叶朗（北京大学教授）
乐黛云（北京大学教授）
朱伯崑（北京大学教授）
朱德生（北京大学教授）
任继愈（北京图书馆馆长）
刘梦溪（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汤一介（北京大学教授）
孙小礼（北京大学教授） 阴法鲁（北京大学教授）
李学勤（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家浩（北京大学教授） 李慎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辛（北京大学教授）
吴良镛（清华大学教授）
何九盈（北京大学教授）
何兹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何芳川（北京大学教授）
余敦康（中国科学院研究员）
张世英（北京大学教授）
张岱年（北京大学教授） 陈启伟（北京大学教授）
林庚（北京大学教授）
季羡林（北京大学教授）
金克木（北京大学教授）
周一良（北京大学教授）
周民强（北京大学教授） 周辅成（北京大学教授） 庞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宝煦（北京大学教授）
赵家祥（北京大学教授）
赵敦华（北京大学教授）
侯仁之（北京大学教授）
费振纲（北京大学教授）
袁行霈（北京大学教授）
钱理群（北京大学教授）
唐有祺（北京大学教授）
黄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楠森（北京大学教授）
宿白（北京大学教授）
谢冕（北京大学教授）
楼宇烈（北京大学教授）
裘锡圭（北京大学教授）
戴逸（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1）应读书目： 周易诗经老子／老子论语孙子兵法／孙子孟子／孟子庄子／庄子史记／司马迁坛经／惠能古文观止／吴楚材，吴调侯唐诗三百首／孙洙宋词三百首笺注／唐圭璋笺注红楼梦／曹雪芹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鲁迅选集／鲁迅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著，涂又光译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瞿同祖理想国／柏拉图著；吴献书译神曲／但丁著；王维克著哈姆雷特／莎士比亚著；曹未风译思想录／帕斯卡尔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卢梭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康德著，何兆武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著；傅雷译科学史／丹皮尔著，李衍译共产党宣言／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著，张仲实译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
（2）选读书目： 礼记／戴圣荀子／荀子左传／左丘明韩非子／韩非论衡／王充三国志／陈寿世说新语／刘义庆文心雕龙／刘勰李太白集／李白资治通鉴／司马光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儒林外史／吴敬梓人间词话／王国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中国哲学大纲／张岱年国史大纲／钱穆圣经国富论／亚当。斯密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复活／列夫。托尔斯泰物种起源／达尔文城堡／卡夫卡飞鸟集／泰戈尔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精神分析引论／弗洛伊德西方哲学史／罗素历史研究／汤因比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马克思哲学笔记／列宁
作者:无
古籍的版式
版式即古籍每一印页的格式。印页上各部分都有特定名称，主要有：
版面指每页上印版所占范围。
版框版面四周的粗线，也叫边栏。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两旁叫"左右栏"。单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双线的叫"双边"或"双栏"。有的印页版框上下栏单线，两旁双线，被称为"左右双边"或"左右双栏"。 行格版面之内，用直线分成若干行，每行有若干字，在鉴定和著录时，人们习惯以半页计算，叫做"半页×行×字"，有的径称"×行×字"，若每一行中有两排字（通常为大字的注解），叫做"小字双行×行×字"，若双行字数与单行正文相同，就不再注出。这种著录和说明方式，称为行格，又称行款。
版心每页版面正中的位置，又叫节口。版心通常有用作对折准绳的黑线和鱼尾形图案，有的还印有书名、卷数、页码及本页字数，明代以前，版心下方往往还印有刻工姓名。
鱼尾版心中间用作折页基准的图形，因其酷似鱼尾，故名，只有一个鱼尾的称为单鱼尾，上下各有一个对称的鱼尾，称双鱼尾。
白口、黑口宋代以后，书籍装订均在版心处对称，然后粘连或订线，对折的准绳主要是鱼尾，有时也在鱼尾上下各印一条黑线作为标线，叫做象鼻。凡加印黑线的书，装订成包背或线装之后，书口处就显出暗黑色，所以被称为黑口，其中粗线叫大黑口或阔黑口，细线叫小黑口或细黑口。不加线的叫白口。 书耳版框左栏外上方，有时刻出一个小方格，里面题写篇名，叫做书耳或耳格。主要见于宋代蝴蝶装版面上。
朱丝栏乌丝栏行格界栏以红色印的称为朱丝栏，以黑色印的称为乌丝栏。主要见于唐以前写本。明清时期，专有印刷各种颜色笺格的作坊，用不同颜色界栏笺纸抄写的古籍，通常直接著录为红格、黑格、蓝格、绿格等等。
古籍的装帧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图书是抄写的缣帛和纸张上，采用长卷形式，阅读时展开，平时卷起。这一时期的图书只能是卷轴装。韩愈《送诸葛亮觉往随州读书》诗称："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欧阳修《归田录》也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雕版印刷普及以后，由于书版各自成块，卷轴装已不适用，古籍装帧改进为册页形式，先后出现旋风装、经折装、包背装、线装几种形式。线装的形式一直沿用至今。
卷轴装又称卷子装，早期的图书装帧形式。与装裱好的书画相似。在长卷帛书、纸书的左端安装木轴，旋转卷起。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大批唐五代写本图书，都采用这一方式。据记载，古代宫廷收藏的卷轴装图书十分考究，《隋唐经籍志》描述秘阁藏书："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唐六典》描述内府藏书："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筌。"进入版刻时代，图书改为册页形式，仍有一些采用卷轴装，如《开宝藏》、《赵城金藏》等。
旋风装在一素纸长卷上面依次粘贴书页，每页正反两面书写文字，展开长卷可翻页阅读。守张邦基《墨庄漫录》形容其"逐叶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这种装订特点是外表仍为长卷，里面却是错落有致的书页，实为介于卷轴装和经折装之间的一种装订形式。大约盛行于唐代。故宫博物院藏有唐写本《刊谬补缺切韵》五卷，即是采用这种旋风装。
经折装又叫梵夹装、折子装。将图书长卷按一定宽度左右折叠起来，加上书衣，使之成为可以随时展读的册子。历代刊刻佛经道藏，多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古代奏折、书简也常采用这一形式。
蝴蝶装将每页书在版心处对折，有文字的一面向里，再将若干折好的书页对齐，粘贴成册。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外表与现在的平装书相似，展开阅读时，书页犹如蝴蝶两翼飞舞，故称为蝴蝶装。蝴蝶装是宋元版书的主要形式，它改变了沿袭千年的卷轴形式，适应了雕版印刷的一页一版的特点，是一重大进步。《明史艺文志》序称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但这种版心内向的装订形式，人们翻阅时会遇到无字页面，同时版心易于脱落，造成掉页，所以逐渐又为包背装取代。
包背装将印好的书页版心向外对折，书口向外，然后用纸捻装订成册，再装上书衣，由于全书包上厚纸作皮，不见线眼，故称凶背装。包背装出现于南宋，盛行于元代及明中期以前。清代宫廷图书如历朝实录、《四库全书》也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包背装改变了蝴蝶版心向内的形式，不再出现无字页面，但未解决易散脱页的缺点，所以后来又发展为线装形式。
线装线装书是传世古籍最常用的装订方式。它与包背装的区别是，不用整幅书页包背，而是前后各用一页书衣，打孔穿线，装订成册。这种装订形式可能在南宋已出现，但明嘉靖以后才流行起来，清代基本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其特点是解决了蝴蝶装，包背装易于脱页的问题，同时便于修补重订。
从以上可以看出，古籍的装订有一个发展演进过程。不同时期流行不同的形式，了解这一进程，对古籍的年代鉴定十分重要。传世宋版书多经过后人重新装修，或改为包背装，或改成线装，但仔细观察，仍能在版心处发现粘贴痕迹，书页外沿则有磨损痕迹。
古籍的结构
包背装和线装的古籍，结构大致相同，即将各印页在版心处对折，有字的一面向外，装订成册。每册古籍内外各部分，均有固定名称。主要有： 书衣即书的前后封衣，又称书皮、书面。书衣有布、纸两种，最常见的是用栗色毛边纸和青色连史纸做成的书衣；布料、绵绫则多施于古籍善本。明清内府图书常用黄绫作衣，以示尊贵。书衣上一般题有书名，或直接写在封皮上，或贴一纸书签。
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
书脑线装书订线的一边。
书脊线装书订线的侧面，相当于现代图书的书背。
书头古籍的上端，又叫书首。
书根古籍的下端。往往用作题写书名、卷数，靠近书脊的一端，多用于标注册数，最后一册常用作"止"字的异体字，如"《凡大》"、"{大止}"等。
扉页在书页之后，书名页之前的一页白纸。
书名页即古籍的封面，专用题写书名，一般置于书衣及扉页之后。多以半页（一块书版的半面）刻写书名及作者，也有的以半页题书名，半页题刻版时间、刻版机构或藏版处。
以上是古籍的外观形式，至于一部古籍的内容，往往由序、目录、凡例、正文、跋等几部分组成，阅读序跋，查核正文及讳字，对于鉴定古籍版本是非常重要的。此外，古籍卷末或卷中序目之后，常刻有牌记（又称书牌子）注明出版者姓名、书坊名称、雕版年代等，这也是版本鉴定的重要依据。
古籍的版别
从总体看来，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1）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写本、影写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纳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纳本。清初人宋犖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祐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祐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我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了，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我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我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2）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近年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3）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我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我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4）根据刻书才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槤《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5）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他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本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篡，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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